老城

高山流水任我行

 

——宋四大家中的苏轼、黄庭坚、米芾

 

文/老城

唐代书法以其高昂的气度，为数众多的杰出书家，法度森严的法书代表作，形成了后世难以匹敌阵势，让我们久久驻足，不免强叹一声无可奈何。浩瀚的法书，如同史诗般的交响之曲，至尽仍然振聋发聩。初唐四家欧阳询、虞世南、褚遂良、薛稷奏响楷书尚法的先声；李阳冰的小篆规整俊秀，以至后来人难以为继；颜真卿、柳公权，无疑是楷书的珠穆朗玛峰，笔法的规范、端庄的结体，成了永久理想的范本；张旭、怀素的大草，如云如歌，刚柔相济之间，让你飘然堕入情网而难以自拔；帝王如李世民、李隆基、武则天者，也放下皇帝的尊严，不时放情游荡其间……那一曲起承转和，真应了那句话，“天下之事毕矣”！

二十多年前，著名书法理论家邱振中先生就火眼金睛般地说：“颜真卿是从山的那一面攀上峰巅的……唐楷这座山峰太高了，山头洒落的余辉还刺人眼目，从这一面登上去是不可能的。”这话什么意思，我想不用过多解释了。很显然，跨越唐楷，登顶是不可能的。除了唐楷之外，别的书体呢，比如草书，比如小篆，难道就可以“登顶”么？恐怕也没有那么容易。于是，从唐末到苏轼的时代，百余年书学凋零，英才蹉跎。虽然五代有后主李煜金错刀、“下笔便到乌丝阑“的杨疯子杨凝式，宋初有妻梅鹤子的林逋清癯书风、李建中恬淡枯寂的书艺为时人所重，终究是捉襟见肘，难以与唐代书法比肩以论高下，支撑一个朝代并成为最具代表性书家，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。

准确地说，书法艺术自晋唐达到峰巅，在柳公权之后，陷入了衰败萧索境地。宋代文坛领袖欧阳修在《六一题跋》里不无感慨地说：“书之盛莫盛于唐，书之废莫费于今……今士大夫，务以远自高，忽书为不足学，往往仅能执笔，而间有以书自名者，世亦不甚知为贵也。”

时代呼唤天才，天才需要特定的时代，天将降大任于斯，斯人恐怕也得独憔悴。不过，我倒注意到了邱先生的另一番意思，“从这一面”登顶不可能，那么从那一面呢？而那一面又是哪里呢？这就不得不选择宋代书法四大家中的苏轼、黄庭坚和米芾，揭开这迷团。

 

一

在中国书法文化史上，宋代四大家支撑起了局面，如果没有这四家，宋代的书法虽然不是空白，却也是苍白的。有人说，宋代四大家的苏、黄、米、蔡，这蔡本来是蔡京，因为蔡京是奸臣，而后人用蔡襄来代替。最早提出四家，其实是宋高宗赵构，“本朝承五季之后，无复字画可称……苏、黄、米、薛，笔势澜翻，各有趣向。”这里的薛是薛绍彭。很快，薛就被蔡所取代。我倒认为，宋代尚意书法，完全可以忽略所谓的“蔡”。即使蔡京不是奸臣，他的书法与论书，也不成气候。这所谓的替代者蔡襄，继承大于创新，共性特征大于个性。所以，我们现在只选择苏、黄、米三家。

苏轼是人们特别熟悉的大家，几乎在所有他涉及到的领域，无不是领一代风骚者。因为我在《天下三大行书》一文中，曾经写过苏轼和他的《黄州寒食诗帖》，对他的生平不再作详细的描述。在三人中，他的年龄最大，成就也最高，不独书法。

苏轼（公元1037-1101），黄庭坚（公元1045-1105），米芾（公元1051-1107）。

苏轼在出道的初始，幸运之星照耀在了他的头上。欧阳修这位文坛领袖，他的天才，他的高尚的人格，他的宽阔的胸怀，让后世的人们所敬仰。他读苏轼的信，“喜极汗下，老夫当退让此人，使之出人头地。”他对儿子说，三十年后，无人再谈论老夫。

苏轼成为欧阳修之后又一位伟大的天才，文坛领袖。他的名字像欧阳修一样响亮，他们之间难以说谁的成就更大些。那要看在哪方面了，若论史学，恐怕苏轼就没有那么大的成绩。若论书法、诗词，欧阳修则真的要退让了。苏轼的声名远播，除了这位文坛领袖的推举之外，他的敌人帮了他的大忙。换句话说，苏轼宦途的开始，因为有了欧阳修的赞誉而美妙无比，当他的仕宦结束，生命结束，却是黑云压顶。

妒忌是群小的一贯作为，由妒而恨，由恨而谤，由谤而害，就是这劣根性所遵循的基本脉络。那帮群小们尚未将国家拱手献给大漠的君王之前，还做了一件历史上的大事情。其实，迫害苏轼，在历史上，大的有三次，都产生了严重的恶劣后果。头一次是“乌台诗案”，苏轼遭贬谪到黄州；二次，遭贬谪到岭南再到琼州。这最后一次，却是在他逝世之后，叫作立“元祐党人碑”，立意极为恶毒，这碑可不是“树碑立传”的碑，原是想让碑上的人遗臭万年，并且殃及子孙。碑上有名者，子孙永远不得为官，皇家子女不得与碑上有名者的子女通婚。这像黑通缉令似的碑石，很快遍及全国。可是，事与愿违，随后的一百年间，子孙却以碑上有他们祖先的名字而相夸耀。

 

二

苏轼的性格中，其豁达的程度，与欧阳公一脉相传，其心胸之宽广，也直追欧阳公。我给他个号称——“苏东坡式的随遇而安”。他在黄州，自己种地、种菜、搞绿化种树，作菜造酒也是有的。又造屋名之雪堂，号“东坡居士”，打算长期居住，这是决意要当个农夫了，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。要知道，此前，他是当过太守的。在黄州，除创作了《黄州寒食诗》之外，还有大量的诗文如《赤壁赋》等。

林语堂先生在他那部著名的《苏东坡传》里，描述了苏东坡很多有趣的故事。苏东坡这人好斗嘴，好与人争斗，却不害人，也不知道恨人。一旦成为他的朋友，那就是终生的，绝没有今天香明天臭的道理。他喜欢与僧人佛印逗闷子，一次苏东坡与佛印对面而坐，他就说，古代诗人常常将鸟与僧相对。意思是说僧与鸟可以并论，这所谓的鸟，不是说那飞禽动物，是《水浒传》里骂人的话那个“鸟”。还举例子说“时闻啄木鸟，疑是叩门僧”，还有“鸟宿池边树，僧敲月下门”。这玩笑开的，已经够让佛印难受了。他还不依不饶地补充挖苦说，我佩服古人“僧”与“鸟”的相对。不料，佛印却说，这就是我为何以“僧”的身份与汝相对而坐的原由了，反倒把苏轼挖苦了。这些奇闻轶事，都是苏轼始于上风而终败了下风，就有人怀疑这是佛印自己杜撰的。真有其事也好，佛印杜撰也罢，苏轼是风趣豁达的。和朋友开玩笑，不能总是占便宜。这些故事编排的，与苏轼总是靠谱的。

其实，朝廷那帮群小，流放他到岭南，已经是置之死地的意愿了。可是，让群小们烦恼不已的是，苏轼到哪里也能随遇而安。岭南治不死你，好，让他到更远的地方，就改流放到海南岛。刚刚到海南岛的时候，看到天水无边际，苏轼也黯然神伤过，悲叹曰：“我什么时候才能出这个岛啊！”但是，他很快运用了他的“阿Q”精神来解嘲。他在日记中明确记载：譬如注水于地，小草浮其上，一蚁抱草叶求活，已而水干，遇他蚁而泣曰：“不意尚能相见尔！”苏轼觉得，这岛四周的水，总会有干的那一天。

苏轼到海南岛之后，发现这地方不适宜人居住。瘴气十足，潮湿难当，又缺医少药，有了病几乎等死。而当地有人生病，没有看医生吃药的习惯，杀牛以祷，“以巫为医，以牛为药”。大概是只身在海南岛的缘故，恐惧是有的，无可奈何是有的，孤独寂寞是有的。他在这个时期写了大量的日记，有一次朋友僧人参寥派个小沙弥看他，他记录说：“其余瘴疠病人，北方何尝不病，是病皆得死人，何必瘴气？但若无医药，京师国医手里，死汉尤多。”钱钟书先生在他的长篇小说《围城》的主人公嘴里，也有损贬医生的话，大概是受了苏轼的启发吧！

 

三

北宋首都开封，处于平原地带，在冷兵器时代，以这样的地理条件，难以守备。北面的黄河可以拱卫国都，国家机器仍有安全之虞。故此西部洛阳为帝国的西都；南面的商丘，驻扎重兵，是为南都；北部蛮族常常侵犯中国，宋帝国在大名府建立了北京。苏轼后来的门生，即黄庭坚，出仕就在北京任职国子监教授。四年期满，受到文彦博的赏识，继续留任，这一呆就是八年。

黄庭坚没有特别的故事，可能由于早年丧父的缘故，他不是个幽默的人。若用一句话概括他，似乎是件比较困难的事情。“古板、执拗的相公”有点贬义，好象也不太适合他。因为他虽然为江西诗派的首领，却还有许多艳诗。而他书法所表现的强烈的个性特征，与古板大不相类。我就猜想，在他的心里更多的是发愤读书，渴望师长的教诲与关爱，这似乎是个梦想。冥冥中像上帝早有安排，让两位诗书巨人有了交往。黄庭坚小苏轼八岁，以这样的年龄，兄弟相称也未为不可。但是，他们是师生关系，致死不俞。宋帝国熙宁五年，公元1072年，苏轼到了湖州，在黄庭坚的岳父、太守孙觉处见到了黄庭坚的诗，绝叹以为“世久无此作矣”！苏轼认为，以黄庭坚的文采，想不出名也是难事。两人函札往返，持续了许多年。

这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呢？以苏轼的名气，对一个困守在小职位上的黄庭坚来说，真是天赐良机了。然而，事情总会有它的两面性，公元1077年，苏轼因“乌台诗案”下狱，黄庭坚被罚黄铜20斤，也因此改为太和知县。后来又它迁别处，也没有遇到多少正派的人。相比之下，米芾的性格特征，或者说他的人生，概括起来就比较容易。我常常想，米芾是个“处心积虑”的人，为人为艺，莫不如此。米芾生于公元1051年，岁在辛卯，属兔，亦可以称之为大宋“皇祐”三年。他比苏轼小14岁，若按中国古代的说法，已经是差一辈的人了。

“男二十，冠而字”，米芾取字“元章”，书界称他米元章。他20岁那年，认识了布衣蔡京，这相识，隐约间为他宦海的沉浮埋下了伏笔。因母亲的原因踏上了仕途，21岁开始游宦华南，到过广州、桂林、长沙等地。

米芾是位书画天分很高的人，在他众多被后世称赞的墨迹中，我最看好的是《多景楼诗帖》。判断经典之作，除了理性分析、常识考量、细部研究、整体把握这些常用的方法之外，我觉得还有个比较苯的办法，不成体系，也还有实用价值。如果你有一定的书法实践基础，即使不是“书法名家”，也不妨一试。在临摹经典法帖时，用极度放大或者缩小来试试。那样，就会发现法帖的文化内涵，发现法帖的源流中的源。一般法帖是难以承受极度“放大和缩小”这样“严刑拷打”的，也难以经得起“寒冷与溽热”这样的热胀冷缩的。

米芾是个到处拜访名人、高官的人，这是他生活中的一大活动项目，而这让人不太喜欢的行为背后，却是因为书画艺术与仕宦的晋迁。公元1081年，米芾离开长沙官职，开始了造访活动。心高气傲的米元章在天竺净惠禅师处见到了苏轼题跋，急不可耐的索纸疾书，不得不承认“匪敢并驾坡公”。这是米芾一生中最为谦卑的一次，也许就这一次。于是，翌年就到了黄州，拜访遭贬谪的“农夫”苏轼去了。

这次造访，不虚此行。苏轼画竹子，从地一直画到顶端，米芾问苏轼，为什么不逐节画，苏轼说，“竹生时何尝逐节生”？苏轼酒菜招待了米芾，醒酒后画了画。在米芾的记叙中，还不忘挖苦一下别人，说是苏轼这张给他的画，让别人借去了，却“借去不还”。

米芾受用一生的会面，不单在绘画上，在书法上，才有后来的宝晋。除受益于书画艺术外，还受到了苏轼的赞赏，苏轼在《雪堂书评》中说米芾的书法：“风樯阵马，沉着痛快。当与钟王并行，非但不愧而已。”这钟王即三国钟繇，就是《三国演义》中说的《钟会分兵汉中道》的钟会的父亲。而王献之的父亲，则是书圣王羲之了。将米芾的书法说成是可以与钟王相提并论，完全是鼓励学生的意思。但是，“风樯阵马，沉着痛快”，几乎就是对米芾书法艺术的永久性定评了。

苏轼、黄庭坚、米芾，都曾拜访过变法失败、罢相失落、闲居钟山的王安石。那个时候，王安石寡欢良多，接见了很多文艺家，其中就有苏、黄、米三人。王安石是个不修边幅的人，据说老婆不催促他洗澡，他是一辈子也不会进浴室的。他的生活很糟糕，不知道什么好吃，不知道贪污，不知道给自己争得利益。这在古往今来的高官中，是很难找到的一个人。林雨堂先生痛恨、怒斥王安石，到了失控的程度，在他那部才华横溢、妙趣横生的名作《苏东坡传》中，游离主要情节之外，不惜用三章的篇幅，来揶揄、挖苦王安石，指斥他祸国殃民，隐约中说变法导致北宋灭亡。即使是持这样的态度，对王安石的个人人品，也不得不十分不情愿地赞扬几句。

诗人王安石见了米芾的诗作，大加褒赏，还摘句写在扇子上。米芾投桃报李，说王安石虽然不以书法名世，却是学过杨凝式的。五年后王安石去世，米芾还曾经到墓地拜祭，感怀知遇之恩。

一般说来，在米芾的人生中，被称为“米颠”。对这一定评，我也不持否定的态度。米芾的生活，都知道他是有洁癖的人，如果生活在现在，就是和你握了手，马上就会到洗手间的。可是，这所谓的洁癖，有时候也要折扣。很久以后，米芾得势，成了皇帝身边的书画学博士。有一次皇帝让他当场写字，受到了皇帝的夸奖。米颠的颠性大发，跟皇帝撒起娇来。他说他用过的砚台，已经不干净了，“此砚经臣芾濡染，不堪复以进御”，胁迫皇帝赐给他。米芾抱着砚台谢恩，弄得到处是墨渍。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，为了显示他的与众不同，他还着奇装异服。这年，他已经虚岁37岁。矫俗炫世的生活态度，已经了然。如果米颠的阿谀、无形，再加上王安石的邋遢，这人就没法要了。还好，他有那洁癖，不是让人恶心到底的人。

 

四

大宋元丰八年，神宗驾崩，年仅10岁的宋哲宗即位，太后垂帘听政。我没有考证，据林雨堂先生说，宋代的皇帝们大都昏庸无能，而几位听政的太后却贤能无比。她不喜欢王安石和他的变法，起用司马光、吕公著为宰相，政局的变化，标志“元祐更化”的开始。按照惯例，新皇帝登基，延续上届皇帝的年号终了，总要改元的。公元1086年，改元“元祐元年”，干支丙寅，属虎。这虎年的九月，苏轼从登州任上晋京，任礼部，可以用“信宿三迁”来说苏轼了。这是苏轼一生仕宦的最高点，二十多天的时间，连连升迁，居职翰林学士、知制诰。他的弟弟苏辙、黄庭坚的岳父孙觉、舅父李常等，也从全国各地聚首京师为官。

曾经因“乌台诗案”被罚过黄铜的黄庭坚，在苏轼晋京的前一年九月已经在京师。神交已久的苏、黄，“元祐元年”第一次见面。米芾尚为闲散人员，仍在搜寻晋代法书，并著《宝章待访录》，企望继续搜寻。苏、黄、米三人也因此时期，有了共聚首的机会。那机会就是著名的“西园雅集”，也开启了文人“雅集称颂”的先河，为后世历代文人、墨客集会所效仿。米芾的《西园雅集记》记录这次盛会的情景，对苏轼、黄庭坚一派赞赏。

宋代书法三大家聚首京师，这机会是难得的，也是短暂的。他们三人在一起的时间，约三年。苏轼在元祐四年，任杭州太守，米芾在七年到汉代大儒、大书法家蔡邕的老家任县令。虽然他们终生保持着联系，其中的两人也见过面，比如，黄庭坚将自己的 “元晖”印章给了米芾，成为书坛佳话，苏、米也有几次见面的记载，但是，苏、黄、米三巨头再也没有机会以“三”相聚了。机会就是那样的宝贵，让我们往往感叹，感叹人生的不确定性。

我们后人让宋代书法三巨头再聚首，那就是他们的书法题跋、诗歌、散论了。这些书学论著，是一次让后世书学者关注的盛会，是永远的经典。我们从他们的论著中看到，他们是如何的翻山越岭，找到了山的那一面而登顶。我们看到了，他们在那条荆棘丛生的路上，是怎样的披荆斩棘。他们的身后，有行者深深的脚印，还有丢弃的贝壳。

毫无疑问，苏轼是文坛的领袖，不独书坛。黄庭坚是苏门四学士之一，可是，他在非常尊奉师长的同时，也不肯在艺术上永远猫在苏轼的羽翼之下，终究是书法、诗歌上可以苏黄并称。米芾是个奇怪的人，他比苏轼小14岁。心高气傲的米颠，从来就不肯拜师。

米颠癫狂的性格，在他的《海岳名言》中表现得文如其人。他在登唐代那座山峰的时候，发现从山的“这一面”登顶，的确是登不上去，于是，他说这山根本不值得登。他除了对颜真卿给点面子之外，对唐代书法一律的指斥。他说颜真卿《争座位帖》“颜杰思也”，再也不肯赞扬颜体楷书。对其它书家的法书，常用语是“印版排算，丑怪恶札，只可悬之酒肆”。癫狂的米颠，不独对唐代书法如此的不恭敬，对本朝的大家也颇多揶揄。皇帝问米芾本朝以书名世的书家怎么样，《海岳名言》记载了他的召对词：“蔡京不得笔，蔡卞得笔而乏逸韵，蔡襄勒字，沈辽排字，黄庭坚描字，苏轼画字。”把宋代所有的名家都揶揄了一遍，皇帝就问，你呢？他说：“臣书刷字。”

只有米颠敢用这样的词句来评价经典书家，只有癫狂的性格，才会有这样的语言。他的书法艺术实践证明，他的确找到了山的那一面。于是，他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《宝晋斋》，搜集晋代法书，成了他的唯一的正业。他说草书不入晋人格，徒成下品。据我个人观察、考量米芾书法，细看和猛然间纵览，效果是不一样的。细看他的法术，肉满气血足，也不乏神韵，如十八女之变。虽然米书缺少骨骼、筋脉，丰肌圆润，有肉感。然则以米芾行书来照映，在书法史上，无论空间广泛扩展，还是时间延伸，都是难以估量的。王铎受其影响是显而易见的，可以算作米芾第二。其他不如王铎的传人，不计其数。

由于唐太宗的倡导，书坛的最高境界为王羲之的尽善尽美的书风所风靡，越雷池一步则被视为异途。传为王羲之著《笔势论十二章·节制章第十》里有这样两句话：“不宜伤长，长则似死蛇挂树；不宜伤短，短则似踏死蛤蟆。”苏轼就说黄庭坚的字就是“死蛇挂树”，黄庭坚反唇相讥，说苏轼的字是“石压蛤蟆”。他们之间的玩笑话，其实是半玩笑，黄庭坚的草书的确有“死蛇挂树”的观感；苏轼扁而偏斜的结体，讥评“石压蛤蟆”也很形象。然则，如果没有走通“史无前例”的路子，放在宋四大家之首而后世没有争议，是不可能的。

苏轼的书学论著比较多，收在历代版本中的苏轼《论书》，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。诗歌、题跋，函札往返，到处都是。提取其要义，则是对“尽善尽美”的反叛。他在攀登唐代的峰巅不可登顶之后，为后世书学杀开了一条血路。在先贤们的书学论著中，长篇大论不多，但是，大论多，就是米芾说的“比况奇巧”，还有很多都是具体的笔法，只能从技术的层面入手。到了苏轼，才有“书必有神、气、骨、肉、血”的认识。尤其他在诗中说“守骏莫如跛”，那是对包括书圣王羲之在内的“尽善尽美”的挑战。“人貌有好丑，而君子小人之态，不可掩也；言有辩讷，而君子小人之气，不可欺也；书有工拙，而君子小人之心，不可乱也。”以君子小人相对，用“态、气、心”三个方面，来说看人的要点，其实就是看法书的要点。

一句“《兰亭》虽真行之宗，然不必一笔一画为准”，道出了黄庭坚与苏轼眼光上的同步。书学史将苏黄并称，与苏轼紧密相连不能分割，比他年岁小的米芾，比他大得多的蔡襄，想插在苏黄之间，几乎等于做梦。米芾将唐代经典法书和书家一律指斥，对晋代法书却顶礼膜拜。苏轼不那样，黄庭坚也不那样。他们都老实承认，都曾经从唐楷起步，甚至苏轼还给黄庭坚当面临摹过颜真卿的法书。“凡书要拙多于巧”，是黄庭坚书法从理论到实践的基本形态，与苏轼的“守骏莫如跛”一脉相承。脱俗是他耿耿于怀的，“士大夫可以百为，唯不可俗，俗便不可医也。”收在历代版本中的黄庭坚《论书》，从篇幅上，和苏轼相去无几。也和苏轼一样，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。还有更多有价值的书法论述在题跋、诗歌之中。在攀登唐代峰巅不可登顶之后，他大刀阔斧：“幼安弟喜作草，求法于老夫。老夫之书，本无法也……不计较工拙与人之品藻讥弹。譬如木人，舞中节拍，人叹其工，舞罢，则又萧然矣！”黄庭坚书法对后世的影响的广泛程度，从技术层面上非但大不过米芾，更大不过苏轼。但是，他的书法艺术以长枪大戟为特征，却是前无古人的，思路的开阔，劈开荆棘所拓展的那条路，虽然在艺术上比较窄——尽管宋朝皇帝一度曾经临摹其帖，却没有人能走通，所以也没有第二个黄庭坚。然则，他的论述与实践，在提供广泛的可能性上，却是米芾望尘莫及，甚至苏轼也得退避门下。我从黄庭坚存世法书《范滂传》中发现，他对简牍书法的发掘性光大，是躲避唐楷“中虚”、避免“蜂腰”、断然不得出现棒骨的高妙所在。

公元1101年，干支辛巳，属蛇，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。这辛巳年的正月，苏轼接到了可以自由居住的消息。在林雨堂先生的《苏东坡传》中，描述得十分详细。虽然“我从海外归，喜及崆峒春”，但是，他的身体却出了毛病。他还开玩笑说，他去了阎王爷那里，在黄泉路上遇到了坏蛋章享，决心还阳。病重期间，米芾多次来看望他，还给他送了药材。两人于六月一日告别，相约在常州再见面。“岭南万里不能死，而归宿田野，遂有不起之忧”，果然，在七月二十八日，平静地去世了。一个伟大的天才，用尽了浩然之气。他自己曾经说浩然之气不随死而亡，这年，距离靖康之耻的公元1126年北宋亡国还有25年。

黄庭坚因为“幸灾谤国”再次遭到贬谪，贬所在宜州。1105年，追随苏东坡而去。

米芾因为其颠，终于食了恶果，去职外放到淮阳，出知淮阳军使，离开了朝廷，与遭贬没有什么大的区别，多少让人感到意外。本来，他与蔡京布衣相识相善，也因为蔡京，得以与徽宗亲近，成为皇帝身边的人。蔡京提拔米芾为礼部员外郎，他没有反对而接受这一职务，这无疑是米元章的不幸。也因此惹了众怒，朝臣终于再不能忍受这种不靠谱的干部提拔，纷纷上书，极言利害，提拔这样无形的人当那么大官是多么的不靠谱，“无以训示四方”。

这一变故是晚年得志的米芾所始料不及的，沉重的打击很快让他病倒了。公元1108年的开春，他想辞职，没有得到批准，三月就去世了。像他惊世骇俗的传奇人生一样，他的去世照样矫然不凡。他订做了一口楠木棺材，起居饮食，签署公文，都在棺材里。去世前一周开始，饮食也与僧众一样，不沾荤腥。临死前，更衣沐浴，双手合十，坦然去了香国。比黄庭坚多活了三年，距离苏轼去世也只七年。

前文说过，米芾是个处心积虑的人，为了惹人注意，好穿奇装异服。行为怪异，其洁癖并非是装出来的。在搜寻晋代法书上，用处心积虑就更加贴切。他用他高超的技艺，弄了不少晋代真迹。有记载说，看到一幅二王等名家法书，借去临摹，然后拿着原作和他的临作，让人家挑，主人往往将他的临作当作原件挑走。他用这样的手段，得到了不少晋代真迹，苏轼曾经作诗揶揄他。乾隆皇帝误将王羲之的《快雪时晴帖》、王献之的《中秋帖》定为真迹，和王珣的真迹《伯远帖》一起命名为三希，并刊刻《三希堂法帖》。据历代专家考订，其中王羲之父子的法帖，就是米芾临摹品。

我在写作此文前，我的书法家朋友忿忿不平叮咛我，一定要批批米芾——在临死前，将他搜集到的晋代法书全部烧了，可能还烧了包括唐代或者晋以前的法书，朋友说米芾是“书法界的罪人”。王羲之父子存世法书已经没有一件真迹，全部是临摹品，令人惋叹。不过，若是让米芾负全部责任，有失公允。唐太宗李世民喜欢王羲之书法，曾经得到数千纸真迹，到了唐玄宗李隆基时代，更有增加。可是，“安史之乱”爆发，唐宫廷起火，这法书比起人命来，还是轻了些，可能烧了一部分。宋徽宗赵佶也酷爱书画，也搜集到了相当多的法帖真迹，仅仅《淳化阁帖》就数量惊人。北宋亡国，金人掠走了金银财宝和皇帝父子，对书画付之一炬。我想，这两次浩劫，比起米芾个人藏品，多得会让人难以想象，王羲之父子真迹不存，与这些大规模焚烧有直接的关系。

书家所处的历史时代、背景、书家的性格、法书的艺术个性特征以及形成的原因，对我们有着不可估量的启示，有待发掘。我们面对古代经典法书，是继承还是创新的讨论几乎没有意义。欧阳修早就先知先觉，说古代经典书法，大都是“纸条”，并非为书法而书法，实在是天才的抒发。欧阳公导夫先路，影响了宋代书法的美学取向。苏、黄、米三家成功地从山的那一面登顶，超越尚法、尽善尽美的藩篱，以尚意相标榜并予以实践，令人感慨系之。他们面对峰巅的勇气与力量，是我们今人仍然不具备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