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城

书坛三怪

 

 

——张瑞图、傅山、郑燮的人生与书法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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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的铁证：古人对书法比我们更有感情。

这感情多半是对书法的敬畏，对书法的认同。写不好字是文人的耻辱，而不是光荣。然则，还有至关重要的原因，是文化环境的濡染与不可或缺。这是古代中国人的一种普遍的风尚，帝王尊敬它，百姓也敬重它——“如对至尊”。每当拿起毛笔，坐在几案前的时候，一种庄严，一种仪式，一种宗教般的情感便油然而生。不管是在起草皇帝的诏书，还是赶考应对，还是百姓间的契约文书，乃至学生抄录诗文，那庄严的程度，不比升国旗差到哪里。当我们说到无冕之王的王羲之，说到一代宗师颜真卿……免不了有一种不用言表的爱戴与崇敬。正如欧阳文忠公所言：而想前人之高致也！

在这个基础之上，我们才可以说书法，才可以论书法的百态。

盘点书法经典，不外乎书家的传奇人生，所处的历史时代对个人的影响，以及成为经典的原由，乃至艺术的自身规律，旁及所有人、所有艺术更为宽泛的价值趋向，不独书法和书法家。欧阳修说：“逸笔余兴，淋漓挥洒，或妍或丑，百态横生，披卷发函，烂然在目，使人骤见惊绝。徐而视之，其意态愈无穷尽，故使后世得之以为奇玩，而想其为人也。”

也许，我们这篇小文所要说的张瑞图、傅山、郑燮，为人也好，为书也罢，人不一定可以成为典范，书也不一定可以称之为经典。然而，若是把他们的人生和书法艺术笼统说，并且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去考量，或可成为经典的个案。

 

一、长恨无歌——张瑞图（公元1570-1641年）

 

张瑞图的代表性作品《赤壁赋》和《木兰歌》，可以用一气哈成来定评。可是，这又不足以说明什么，凡是有点功夫的书家，做到一气哈成都不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情。虽然如此，我们还得这样说，因为这所谓的一气哈成与一般的情况大有不同。假如对书法没有太多的概念，对书法没有太多的认识，看张瑞图的书法，也会有个直观的感受——笔画太熟谙了，其纯熟的程度，是历代书家所仅见的。

对张瑞图这个人，我们几乎不愿意了解太多，因为了解太多除了没有意义之外，就是让人恶心。这是个给天下文人丢脸的文人，是个让人难以夸赞的人。我们常常有感于文人的无形，没有规矩，不修边幅，或者如米芾的着奇装异服，或者如李白的当众出丑，或者如张旭者的以头濡墨、奔走呼号而书。这些文人无形，可以在后代人中转换成美谈。张瑞图做为文人的无形，是无法转换成美谈的，时止今日，我们还想躲开他，以防止呕吐。

追逐权要向来为人所不齿，有的人背后恨不生吞活剥了重权柄者，可是遇到人家娶儿媳或者死老爹，生怕慢怠，急猴猴送钱。这时候送钱当然有讲究，不会引起别人的指斥。人家有喜事，人家有丧事，总是人情世故嘛。在老百姓说，这叫捧臭脚，逐臭之蚊蝇，倍感香甜、而美味。

说到张瑞图，马上就让人想起河北肃（读许）宁文盲魏忠贤。说到魏忠贤，要关涉到万历、天启、崇祯三朝，万历与天启间还有短命的泰昌皇帝朱常洛。无赖魏忠贤赌博无技，血本精光，还欠了大批赌资。魏忠贤是个无耻之徒，万历年间，“自宫”变姓名李进忠被选入宫，后复原姓。天启以降，魏忠贤得逞，成为秉笔太监，朝野畏惧。而其最为震惊朝野的，莫过于诛杀东林党人。最为臭名昭著的，便是天启六年编修《三朝要典》，“极意诋诸党人”，为太监树碑立传。作恶终会有自食恶果的那一天，百姓讲终有报。崇祯皇帝上任之初，显然要励精图治，命焚烧《三朝要典》，将魏忠贤发配到凤阳，实际上是软禁，随时准备逮捕。魏忠贤作恶多端，自知难逃惩治，自杀身亡。

张瑞图在万历三十五年廷试第三名及第，授翰林院编修。天启六年，晋升礼部尚书，参与枢要。而后来的武英殿大学士等一系列要职，《明史·魏忠贤传》里没有记载与魏太监是否有关系，然而，魏忠贤的生祠碑文，就出自这位尚书、大学士之手。这是让所有文人所恶心的，也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这恶果总要吃下去，魏忠贤逆案使得已经致仕的张瑞图入狱三年，出狱之后，回到家乡福建泉州。

人品不足论道的张瑞图让我将他写进《中国书法经典》系列文章中，有点不情愿。仅仅就明代书家而言，鼎鼎大名者多得是。比如宋克，沈度、沈粲兄弟，祝允明、文徵明，黄姬水、唐寅，大家董其昌等等。为什么选择张瑞图呢？是的，我也踌躇再三，陷入复杂的矛盾之中。书如其人这样简陋的理论当然是我们所不取的，这样的论述，有时候会大有偏颇。我仔细打量张瑞图的书法，就是前文提到的那两幅作品。发现什么了呢？很显然，这不是我们司空见惯的法书。在经典书法中，线条的取向，大都以纵势向相。而张瑞图的草书，则是取横势。横画排列密不透风，即使本来该竖的笔画，也尽量往横势上靠拢。只有在简牍、帛书中，有时候才有这样的笔画排列。这就造成了紧张的气氛，一种不能草率脱离的作品。尖刻的笔锋与锐利的方折，打破了传统圆转阵势，成了书法史绕不过去一块坚硬的石头。

在整个中国书法史上，这种法书几乎是没有过的。初看上去，书写的内容难以辨认，很难认识到底写的是什么字。如果仔细看一阵子，就会恍然大悟，原来如此。张瑞图所有的草书，几乎无一例外，都是纯粹的草书。这所谓的纯粹，就是完全按照草书特有的规范去写，没有任何一个字是用行草来代替。他的规范是严格的，笔笔皆合规矩。但是，从整体上看，又那么陌生。而疏空行距，紧紧压缩字距，形成了鲜明的节律。

做人的极其不成功，导致了张瑞图晚年的落寞、孤寂与悔恨。出狱后的张瑞图对禅宗虔诚起来，他学禅定，以求安心之道。可以想见，一个太子太保，一个大学士，一个高官厚禄者，何以拜倒在一个太监脚下，何以拜倒在一个文盲脚下。而这一拜，愧对了多少文人，愧对了多少当朝同僚，又愧对了多少师长与父老。入狱的惊恐，出监狱后的羞赧，生活落差之大，怎么能不让他处于心海的波涛之中呢！他恨，他羞，他愧。想嚎叫，却没有了嗓门；他想哭诉，却没有了眼泪；他想抽自己耳光，却没有了力气，打也打不疼。自杀，没有勇气，活下去，没有了意义。

他将他所有的生命意义托付给了书法。

张瑞图的草书是“独一份”，他的书法天分很高。绕过了王羲之、柳公权、赵孟頫这一宗，也绕过了王献之、颜真卿、苏轼这一宗。后世学张瑞图的，没有一个成就大的。可见，他的书法不可学。然而，他之所以成为一家而在书史上占一席之地，就是他的独创性。这独创性给我们的启示，还是有积极意义的。其实，书法大家们，哪个没有自己的独到的一面呢？

张瑞图的人生大起大落，他的入狱寓偶然于必然之中。当初的附逆为其做人狡诈多变，没有想到魏太监会倒塌得那么迅速与彻底，预置永远得势的情节难以可靠。入狱之不情愿，甚或惊恐，是始料所不及。其书法，紧紧依着、贴附于其人生遭际之上，企及解脱苦闷、搭救不可挽救的余生，即使独特，依然逃脱不了“欲换凡古无金丹”古训。书法当然可以表现喜怒哀乐，在经典书家中也属常见，甚或传为美谈。但书法不是发泄的工具，也不是余生的作料或者靠山。张瑞图书法缺乏人生的蕴藉，一味的砍伐宣纸，缺乏温柔敦厚或者更为宽泛的内涵，其为独一份的名家而非大家，终究是历史的公正。

 

二、气生道成——傅山（公元1607-1684年）

 

很久以前，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的新闻联播播出了一条新闻，说是在山西发现了一块巨匾，上有四个大字，谁也不认识，引起了全国观众的注意。后续新闻说，很多学者有了答案，认出了那四个字，也考证出写字的人了。写字的那人是明末清初的傅山，而巨匾上的字是用古文字书写的“气生道成”。

我很好奇，傅山自己怎么解释这四个字呢？带着这样的好奇心，我开始查找典籍，可惜，资料太少。《清史稿·傅山传》也只是记述他生平大略。后来我在《书法》杂志上看到了一篇文章，主要是论述傅山书法理论的，让人很是诧异，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论述书法。这样寻找下去，就找到了很多的传说式的资料和地方志记，都与书法关系不大，更没有解释关于“气生道成”的任何蛛丝马迹。

医生傅山解救了不少病人，让后人惊奇的是，他的主要医学成就在妇科，还有专门的著作《傅氏女科》。没有确切记载，傅山研究妇科病与妻子的早卒有什么关系，我倒愿意找到他研究妇科是因为妻子早卒所致的根据。

学者、诗人傅山涉猎广泛，批注过包括二十一史在内的经史子集，《荀子评注》、《淮南子评注》、《管子评注》等等。可惜，留传下来比较全而可信的似乎就是《霜红龛集》了。

我特别羡慕古人的精力旺盛，一生做那么多学问。我们今人查找资料容易，而古人多有不便。我也特别羡慕古人的旁通，一个人可以在很多领域展示才华。

傅山先生是出色的医生，是有时候也诘屈聱牙的诗人，是史学家，思想家，画家，都有人知道。可是，他并不以此名世，他在历史上最为响亮的，却是书法家。

漫迹山林的傅山是山西阳曲人，家庭状况很糟糕。妻子早丧，儿子有病生活不能自理，得靠父亲的帮助才能勉强维持生命，母亲也得他照顾，他的生活来源就是看病和卖药。我想，就今天谁遭遇这样的家庭景况，做学问很难了。如果情况发展下去，或者说他的生意好些，可以维持比较殷实的日子。

傅山以一介布衣名播朝野，始于袁继咸一案。袁继咸曾在朝为兵部侍郎，与张瑞图正好相反，不把太监魏忠贤放在眼里，以至于被贬为山西提学。多年之后，魏忠贤余党山西巡按御史张孙振，捏造罪名诬告袁继咸，陷其京师狱中。史籍记载，“山约同学曹良直等诣通政使，三上书讼之，巡抚吴甡亦直袁，遂得雪”，袁继咸官复武昌道。后来师生见了面，感慨系之。史籍这样记载：继咸自九江执归燕邸，以难中诗遗山，且曰：“不敢愧友生也！”山省书，恸哭，曰：“呜呼！吾亦安敢负公哉！”

想那一群书生，不仅仅是为了老师，更多的似乎还是道义。他们从四面八方聚首京师，都是靠徒步行走的。或者有人能够搭载一辆牛车，或者借水路搭乘一叶小舟，但那几乎是步行，为的就是搭救师长。

施恩图报并不算恶劣的品质，但施恩不图报肯定是品质优良。这等情形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就难得多。不然的话，就没有那么多行贿受贿的了。据说，袁继咸曾经约傅山到鄂，可能要给傅山一官半职的。傅山并没有借师长袁继贤的权力向上爬，而是继续他的行医问药。

何以让傅山名震朝野呢？

若仅仅是搭救袁继贤，给傅山带来好名声是可能的。若是轰动朝野，必定得有惊天动地的举动。明亡，傅山闻讯写下了“哭国书难著，依亲命苟逃”的悲痛诗句。史籍记载：“甲申后，山改黄冠装，衣朱衣，居土穴，以养母。”这甲申，有名人文章曰《甲申三百年祭》，看来很是不一般的甲申。不错，这甲申就是公元1644年，可以称之为名崇祯十七年，准确地称顺治元年也和情合理。也就是说，在明王朝倒塌之后，傅山的主要活动是反清复明。

我在山西也见过窑洞，居土穴并非是多么让人惊奇的举动。但是，着朱衣则是有隐含意义的。“朱衣者，朱姓之衣，暗含对亡明的怀念；石道者，如石之坚，意示决不向清朝屈服。”朱衣道人，是傅山“号”之一，这“号”的寓意和实际行动，让他付出的代价是监狱。

反清复明是明朝遗老的意志，这意志大部分来自“异族”的统治，让这些知识分子受不了。傅山在这一时期，与山西总兵官宋谦联系，密谋策划，积蓄力量，初定于顺治十一年（1654年）三月十五日从河南武安五汲镇起义。宋谦被清军捕获后，供出了傅山。于是傅山被捕，关押太原府监狱。史书记载说：“顺治十一年，以河南狱牵连被逮，抗词不屈，绝粒九日，几死。门人中有以奇计救之，得免。然山深自咤恨，谓不若速死为安。”

站着求死与跪着求饶，肯定不是一回事。站着是当汉子，跪着是要当犬的。

世界上的事情往往让人琢磨不透，求死的往往死不了，求饶的往往活不了。

傅山之求死，或者说，他出狱以后就没有怕过死，使得他的名声越来越大，以至于轰动朝野。凡是有志于反清的大人物，几乎都与他联系过，并与傅山结为“岁寒之盟”。

大清国到了衰败的年月，诛杀了很多如谭嗣同这样义士，这很愚蠢。清初，康熙为泯除亡明遗老们的反清意识，令三品以上官员推荐“学行兼优、文词卓越之人”，“朕将亲试录用”。

给事中李宗孔、刘沛先推荐傅山应试。傅山称病推辞，阳曲知县戴梦熊奉命促驾，强行将傅山抬往北京。至北京后，傅山继续称病，卧床不起。诏令“傅山文学素著，念其年迈，特授内阁中书，着地方官存问。”

史书记载这段故事非常生动：康熙十七年，诏举鸿博，给事中李宗孔荐，固辞。有司强迫，至令役夫舁其床以行。至京师二十里，誓死不入。大学士冯溥首过之，公卿毕至，山卧床不具迎送礼。魏象枢以老病上闻，诏免试，加内阁中书以宠之。冯溥强其入谢，使人舁以入，望见大清门，泪涔涔下，仆於地。魏象枢进曰：“止，止，是即谢矣！””

傅山的倔强，了然不惑；康熙大帝的心胸，也算是宽广；魏象枢精于官场，借傅山仆地自罪拜天之时，马上就说，就这样就这样，已经谢恩了。

傅山用他的生命之交响完成了“气生道成”的注脚，让朝野不仅仅是轰动，而是敬仰了，这也包括皇帝康熙在内。傅山主张诗文应该“生于气节”，何况为人。“气”可以解释为“气节”，道就不用多说了。“气生道成”的气，还不仅仅是气节。

气节是傅山一生不可动摇的信念，成了傅山坚守的最后的、也是最前沿的防线。所有的谋生手段，或者是其学问的成败，或者是其为艺为文，都离不开“气节”，其书法为人所重，也就不奇怪了。然则，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。在元、明、清三朝代，若论书法成就，元代赵孟頫可谓一代巨匠，明代董其昌温柔敦厚亦为一代大家。可是，傅山说：“予极不喜赵子昂，薄其人遂恶其书。”瞧不起以宋宗室的身份入元做高官的赵孟頫。董其昌为清朝几代皇帝所珍重，所倡导，傅山也抨击之：“好好笔法近来被一家写坏……尚焕焕姝姝自以为集大成，有眼者一见，便窥见室家之好。”“贫道二十岁左右，于先世所传晋唐楷书法，无所不临，而不能略肖，偶得赵子昂、董香光墨迹，爱其圆转流丽，遂临之，不数过而遂欲乱真。此无他，即如人学正人君子，只觉觚棱难近，降而与匪人游，神情不觉其日亲日密，而无尔我者然也。行大薄其为人，痛恶其书，浅俗如徐偃王之无骨。始复宗先人四、五世所学之鲁公，而苦为之。然腕难矣，不能劲瘦挺拗如先人矣。比之匪人，不亦伤乎。不知董太史何见，而遂称孟頫为五百年中所无。贫道乃今大解，乃今大不解……然又须知赵却是用心于王右军者，只缘学问不正，遂流软美一途……

与苏轼“吾闻古书法，守骏莫如跛”的理念一脉相承，傅山提出了极其相近的理论：“宁拙毋巧，宁丑毋媚，宁支离毋轻滑，宁真率毋安排，足以回临池既倒之狂澜矣。”有人说清初的傅山与郑燮以丑为美，殊不知，这是对传统美学成法的挑战。不仅仅是理论，和苏轼一样，他们用书法实践证明了他们的远见卓识。

傅山为人为书，给予我们这样的启示：人还是需要有点气节的——尽管我们不必以“书如其人”为惟一标准来讨论一切问题，但好无疑问，书法作者品质的优劣，直接影响着作品的地位。于右任云“道德千古事，文章六经来”，道德文章是文人标榜而坚守的准则。一个让人鄙视的人，恐怕书法也不为人所重。傅山给我们的启示非止为人为书，他在多方面取得的成就，非同一般。如果我们不把傅山当成书法家，他可以是个学者；不把他当学者，他可以是个诗人或者文学家；不把他当文学家，他可以是个医生。所以，他才有为我独尊的理论底气，才有不可动摇的理念，才取得那样的成就。尽管有人说傅山书法笔法单调，我们仍然说，他的“单调”来自于他文化的厚重。想今天搞文学的，做诗人的，可能做不了小说家，小说家又很难做学问家，散文便散文，诗歌便诗歌，小说便小说，分工精细到了井水不犯河水的程度，这也是出不了大家的重要原因，书法界亦然。虽然他的书法未必是“神品”，他的为人，却达“神品”，他的做人与书法放在一起，便是不差神品了。

 

三、难得糊涂——郑燮（公元1693-1765年）

 

傅山逝世九年后，郑燮出生在江苏兴化，为扬州八怪的重要书画家，被后世称之为“诗书画”三绝，字克柔。他出生后不久，全家移居兴化东门古板桥，百花洲、范公祠和书院等古迹，使得古板桥有了名声。而这兴化的古板桥，因为有了郑板桥而为世人所熟悉，知名度越来越高。真可谓风助火势，火长风威，便使兴化这小地方有了威风。

文化人多出自南方，南方也特别拿文化人当回事，弄不弄就要立祠堂，或者纪念馆。给我们的印象是，北方文化大家少得可怜。南方人聪明，文化上不因循守旧，出怪着也在所难免，这只是印象。书法大家中，江浙就占了大部，让我们北方人好不悲哀。这当然有历史的原因，晋代分东西两晋，东晋南迁，士族也跟着移民。南北两宋，当汴京开封沦陷，临安、绍兴的转移建都，士族又移民。

我在这样的心绪之下，琢磨着，郑板桥是不是北方移民到扬州的呢？其实，他的祖上世居江南。不过，他当官则是在北方的山东。

以郑板桥的个性，他不是当官的材料。从本质上说，他是个文人、艺术家，不是官场中人。如果一个人除了当官之外，就不会干别的，那当然就是职业官僚了。除了当官你还会干别的，而且这别的水准还很专业，这官当起来不免要放肆，总想着辞官什么的，或者隐居。既然郑板桥不是当官的材料，为什么要苦求呢！

中国书法史上，响彻云霄的大家，又有几个久困山林的布衣如傅山、林逋、邓石如者？要么右军将军，要么鲁郡开国公、太师；要么太守、翰林学士知制诰（皇帝的秘书）、太子太保，翰林学士承旨；要么尚书左右丞，尚书令，太子率更令等等，官如郑板桥“七品令耳”，算是最小的芝麻了。

本着文化界师爷 “大胆设想，小心求证”的古训，我设想，人生的态度决定着艺术的走向，这是我对艺术家人生追究的原因所在，而历史的环境却影响着艺术家的人生追求和态度。郑板桥家庭有着文化传统，所谓“忠厚传家久，诗书继世长”的一类人家。郑板桥不能不爱读书，却没有天赋，据说他并不太聪明。他的学习成绩不差，完全是苦读的结果。他要融入同学中，却不能与同学融洽。这一半来自他的性格的桀骜不驯，另一半来自同伴的冷眼。一个穷人家的孩子，一个从小就没有母亲的孩子，要融入到锦衣玉食的富家子弟之中，的确是艰难的事情。郑板桥取得秀才的名分之后，开始承担家庭的重担，当了教书先生。大约三十之后，他来到了扬州，靠卖字画为生。字画这东西固然高雅，然而，与傅山比起来，在生活上要艰难得多。书画不是人人都需要的，尤其生活艰难困苦的时候不需要它，只是在生活优越的大家庭，才以它装点。医生是谁也离不开的，不管你穷困还是富有，不管你是高官还是百姓，面对死亡，总是恐惧大于坦然。“十载扬州作画师，长将赭墨代胭脂。”是郑板桥扬州十年卖艺生活的写照。

象徐渭一样，一个不合时宜的人，偏要考取功名。这当然有生活的需要，也有社会的需要。凡是要改变命运，就得参加“高考”，才有出路。公元1736年，岁在丙辰，经过数年苦读，参加了会试，名列二甲进士第88名，已经四十多岁。他比徐渭幸运，比范进幸运。徐渭参加八次高考，总是在孙山之后，范进中举，已经老太龙钟。尽管44岁已经不年轻，却还不算糊涂，依然耳聪目明。

高考及第之后，理论上说国家要分配工作，这分配工作的事情由吏部主事。要么有关系，要么就得拿银两。而郑板桥什么都没有，只得在家耗着。他也曾经拜访过高官与主事，但是，这所谓的“干谒”，是没有人理会的，还落下了“狂生”之名。

口头不爱乌纱，是清高文人说的话，不可当真，然而，这还不能看作是郑板桥的阴阳之道。古代知识分子，或者说古代的男人们，背负的东西太多。一家甚或是一个家族的生活，都要靠男人。这只是生活问题，更为重要的还在于，儒家思想的巨大影响。没有功名的男人，是不能支撑一个家族的，郑板桥也摆脱不了时代的局限。

尽管有的朝代规定官员70岁为退休年龄，但是，没有几个真的能工作到70岁。一般说来，官场鬼门关太多，即使没有英年早逝，也逃不过被贬谪的命运，终然不被贬谪，也可能被迫退隐，年龄大约都在50岁左右。公元1742年，郑板桥在很多人该退隐的年龄，受到礼遇，国家给他分配了工作，距离他高考中榜已经六年。

郑板桥在50岁上任的这范县，是鲁西的一个小县。齐鲁虽为孔孟文化的发祥地，然则，却一直是经济欠发达地区。到关东谋生，称为闯，已经成为一股潮流。范县人口10万左右，而拱卫县城的就“四五十家”。县政府就八九个工作人员，还不如今日之一个科级单位的人员多。想在京为官，纵然不是辅佐君王，也可与高官大僚为伍，是郑板桥参加高考的期望。而这弹丸小县，离他预期太遥远了。一方“七品官耳”的印章，表明了思绪，几分安稳，几分落寞，几分无奈。

在这样的地方，再有大本事，也难以展现。范县县令郑燮，不甘心一点作为也没有。于是，他下令将破败的县衙围墙打了上百个洞，颇有今日官府开墙透绿的风范。这打洞的目的，据板桥先生自己说，是为了“除前官恶习俗气”。也可能他的前任县令鱼肉乡里，贪污纳贿。这个举动给郑燮带来了好的声誉，以至于流传到现在而传为美谈。除此之外，并没有特别的记载，还在空闲之余，编订了自己的诗集，他性格的棱角，在这萧条之地，并没有消磨光滑。后来他有一首诗说：“咬定青山不放松/立根原在破岩中/千磨万击还坚劲/任尔东西南北风。”可以看作是他为人为官的写照。

郑燮的诗集中，人们注重的是他同情民间疾苦的诗词。这部分内容很多，“衙斋卧听萧萧竹，疑是民间疾苦声”，作为一县的县令，时刻不忘民间疾苦，已经是相当好的官僚了。而他调任潍县的县令，并没有改变他的为政之道。潍县原本繁华大邑，然自是年灾荒连年，有“人相食”的记载。范县的悠闲已经远去，他得全力救济灾民。年景略缓，而逃往关外的饥民也络绎返乡。这些事迹，在他的诗集里都可以找到证据。

曾经当过乾隆东巡书画史的郑燮，大约在潍县工作了七八年，终于走到了为官的尽头。潍县再次发生旱灾，申请赈济灾民的批复尚未到达，他已经开始放粮。上司自然不愿意担当不救济百姓的恶人，找个别的借口——有人告他“脏私”，迫使他以病辞职。《清史稿》记载他的事迹非常简略：辞官鬻画，作兰竹，以草书中竖长撇法为兰叶，书杂分隶法，自号“六分半书”。诗词皆别调，而有挚语。慷慨啸傲，慕明徐渭之为人。

“有惠政”的郑板桥，终于还是不被官场所容，回到扬州。他临行时骑毛驴告别潍县乡民，诗云：“乌纱掷去不为官，囊橐萧萧两袖寒。写取一枝清瘦竹，秋风江上作渔杆。” 去潍之时，百姓遮道相送，竟有画其像以祀者，还为郑板桥建立了生祠，这是一县小官所难以得到的殊荣，在历史上并不多见。

郑燮为人的纯真，往往用另一种形式来表达。他在信函中说：“燮爱酒，好漫骂人，不知何故，历久而不能改。”

郑板桥最为人熟悉的，莫过于《难得糊涂》和《吃亏是福》一类惊世骇俗的语言与书法。他在《难得糊涂》的富款中说：“聪明难，糊涂难，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。放一着，退一步，当下心安，非图后来福报也。”这幅作品现在藏在潍坊工艺美术研究所，是为在潍县所作。如果没有对人生的大彻大悟，如果没有人生的起伏跌宕，如果没有宦海沉浮，如果没有经历那么多的不平与闹心，是不是写出这样的作品的。

大清帝国的康乾盛世，固然被历史学家所称道，然而，文字狱的黑暗也是事实，由此而发配宁古塔、充军的人数大得惊人。士族群体讨论现实，要有思想，要研究当时文化得失，等于送死。表现在书画上，特别是书法上，向故纸堆里讨生活，就成了一股潮流。因此，清代的金石之学特别发达。

郑板桥的难以融入官场，由其强烈的个性所致。他为人为艺，崇拜徐渭，一方“徐青藤门下走狗郑燮”表明了心迹。可是，康乾盛世终究不是末世的衰败景象，他在泰山顶上卧居四十天等着乾隆皇帝，对此并不反感，还有点沾沾自喜。这就造成了他书法的价值趋向：一股啸傲江湖之气，一个以“味儿”取胜的艺术家，在个性与社会整体的矛盾与悖论中体现出来。他不可能出现徐渭的状态，也不可能有“大江东去”的气概，更不可能有傅山那坚决不合作惟我独尊霸气。

从技术与艺术的层面说，尽管自称“六分半书”，他书法中黄庭坚、和欧阳询的痕迹还是能够辨别出来。“删繁就简三秋树，领异标新二月花”的艺术追求，才造成了他书法的扭曲与变态，因此，康有为说他“失于怪，欲变而不知变者”。后世学郑板桥，只看到他书法的形貌，学起来总会有几分娇柔，几分造作，几分不知所云。书法界有一个郑板桥，我们从中得到启示：他不安于跟在别人的屁股后头喝西北风，以其谐趣与怪诞，完成了自家的书法状态，我们欣赏他的创造性，但是，书法界并不需要更多的郑板桥、乃至郑板桥式的书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