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城

 

白发渔樵江渚上

 

 

 

——秋月春风齐白石（公元1864—1957年）

 

 

文/老城

 

   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一

 

白发渔樵江渚上，惯看秋月春风——这是杨慎《临江仙》的两句诗。我们对它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，因为《三国演义》篇首就是这词的上下阙。好事的毛氏父子不仅仅对罗贯中的原作参入己意予以修订，还武断地将这首词放在篇首，也不注明出处，以“词曰”蒙混了事，害了许多人，让读者产生错讹，以讹传讹以为这词是罗贯中所作。我们惋叹：再也看不到罗贯中原作的面目了。看不到一部作品的原始状态，我们会失去很多有价值的信息。

我在欣赏这首词的时候，总有莫名其妙的影象出现。我看到了一个白发渔樵，伫立在江渚上。说他是屈原，显然不合适，因为屈原绝不会如渔樵伫立，也不会“一壶浊酒喜相逢”，将那古今的事情付笑谈之中。是郑板桥么，好象也不是。郑板桥虽然可以担当这词下半阙的大部，却难以做到“惯看秋月春风”，他是个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人。

在我搜索了一个漫长的时间之后，才从记忆库里找到了我心目中的形象：他是个有国际影响的画家。他没有受过正规的学院教育，却在正规的学院有教授头衔还真的教授过专业课；他的画没有《最后的晚餐》那样重大的历史题材让人震撼不已，也没有米勒《拾穗者》的时事写照而让人感同身受；他几乎仅仅靠花草、虫鱼，让我们久久不能忘怀，产生强烈的震撼。他压根就没想进入仕途，却当了中国美术家的第一任主席；他没有与政要周旋的愿望，国家首脑总是想着他还与他会面。他的诗书印成就也很大，但他是画坛耄耋巨匠。他的成就可以排列为画一，印二、书三、诗四，书法虽然不是第一第二，却在《二十世纪书法经典》系列里有专集。1956年获国际和平奖；1963年，被选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。

一首词或者一句诗，幻化出一个人物形象，这是读者都遇到过的事情，我就固执地将这白发渔樵与白石老人联系在一起了。樵乃柴夫，但渔樵肯定不是说渔夫与柴夫。他可以代表作者杨慎，象渔樵一样，在大江中间的小岛上，惯看人类自己的春秋史话。那一番洒落，那一身癯爽，那一幕幕人间悲欢离合的活剧，那历朝历代更替的起伏跌宕，那年年都要到来的花开花落，那滚滚长江带走的英雄与豪杰，那人间流逝的狂欢与悲怆，无穷尽地演绎下去。

白石老人惯看秋月春风近一个世纪，这是个漫长的时间，我们不得不回到这漫长的起点，来惯看奇迹是如何发生的。

 

二

 

白石老人出生在湖南湘潭县杏子坞星斗塘，取名齐纯芝。白石老人出生的时候，并没有什么星光照耀的天象，也没有任何特别的伟人迹象，诸如文曲星降临。倒是体弱多病，常常有生命之虞，这情状一直到四岁，才得以解除警报。

白石老人得天赐于实在的地缘，白石铺就在附近。白石老人从四岁起，才有了能够活下去的基本体格。当他真正走在田园与道陌，出出进进于茅草屋的时候，大人们对他的要求仅仅是能够存活下来。

很多关注齐白石的史学家往往把他弄得象文盲一样，这当然是看到他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，也没有进过高等学府学习过专业。我常常惋叹我们的教育：当全民都不上学解散高校的时候，知识就是粪土了；当高校恢复起来，大家就一股脑挤在这里朝圣，在拥挤而狭窄的道路上弄得身心疲惫，跌跌撞撞，头破血流。我倒是希望我们的后代能够轻松一点，在他们长身体的时候，有时间亲近大自然。在他们能够选择专业的时候，放弃对他们填鸭式的灌输，让他们的脑海腾出一些地方，装载储备更有用的知识。

白石老人四岁的时候开始识字，开始学习汉字，就三百个。祖父只认识三百字，就教了他三百个。我们常常说童子功，似乎这是不能忽视的。如果错过了教育的最佳年龄，后来的努力也就难以开启天才的抒发。我常常看到，童蒙没有开启，到了该硬的地方不硬，该软的地方不软的时候，想起了毛笔。这时候拿毛笔，比拿墩布要沉重多了。

白石老人八岁的时候上了姥爷开的蒙馆，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家诗》这些最基本的课程，都是一年蒙馆学来的。我想，这与一般的孩子没有什么不同，然而，一个大师，总会有不同的地方。人人都要拿毛笔，看你拿到毛笔时候的感觉了。六十年之后，白石老人在回忆头一次拿到笔墨时候的感觉，还觉得那是上苍给予他的恩泽：“为了我写字，祖父把他珍藏的一块断墨，一方裂了缝的砚台，郑重地交给了我。”

天才来自于最初的感觉，没有感觉而麻木甚至腻味，那你肯定在这方面没有天才。巨人也要一点一点长大，那初升的太阳，总不会耀眼。

在我们的传统文化教育里，写字，练习大楷，描红，那是天经地义的。如果在这方面有天才，或者没完没了，谁也不会提出异议。但是，绘画不一样，如果不是世家，你若是鼓捣绘画，大部分人都会胎死腹中。绘画被家长视为歧途，是糊涂乱抹，是不务正业。白石老人并非美术世家，所遭遇的情状与我们普通家庭没有什么不同。他的绘画，缘自一幅门神画，驱赶妖魔鬼怪的雷公。白石老人记忆里，那是不能舍弃的：“我的画瘾，已是很深，戒掉是办不到的，只有满处去找包皮纸一类的，偷偷地画，却也不敢像以前的那样，尽量去撕写字本了。”

蒙馆的一年，很快就过去了，在白石老人的一生中，这是他在学堂正规学习一年，此后再也没有进去过。家境的贫寒，让他打消了非分之想。全家人都在为糊口而努力。“穷人家的苦滋味，只有穷人自己明白，不是豪门贵族能知道的。”

 

三

没有任何迹象表明，齐纯芝有离开那星斗塘希望。再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，齐纯芝可以成为一个巨匠，一代大师。他就是个普通的孩子，刚刚点燃的一点美术兴趣之光，也随着集体散学，随着上山砍柴，下地干活而难以燃成熊熊大火。

于是，我们看到一个牧童来了，戴着斗笠，衣衫褴褛，赤脚挽腿，目光稚嫩。他的个子不高，只能看到牛的屁股和尾巴（1938年《夕照归牛图》）；他还看到别人家的牛群，神色悠闲或者东张西望（1931年《放牛图》）；他骑在牛背上，心想，如果在牛背上放风筝，那会让风筝飞得更高（1932年《牧童纸鸢》）。六七十年之后，白石老人画了一系列以“牛”为主题的画，构图如仙境之中，却透露着悠远与凄凉。而母亲为保佑他成长，不受妖魔鬼怪的侵害，将一块刻有南无阿弥陀佛的牌子给他戴在身上。多年以后，当白石老人已经有了一大把年纪，还念念不忘母亲的恩宠。那一份浓厚的情感，那一份为穷苦孩子的感恩情怀，在一首很小的小诗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：

 

星塘一带杏花风，黄犊出栏西复东，

身上铃声慈母意，如今亦作听铃翁。

 

母亲希望他成为一个强壮的汉子，以成为父亲的得力助手。但是，他虽然生在农家，却对农活十分的陌生，扶不了犁杖，干其它的活计也不在行。为了糊口，不得不到外面手艺，这也是后来很多瞧不起白石老人的口实——木匠。或者揶揄为芝木匠，或者简单叫他那个木匠。他当然不舒服，可是，他忍耐了这不舒服。

他的这所谓的木匠，其实，在北方叫作上梁。过去的农家，讲究的或者不讲究的，都要有四梁八柱，即使是房的墙壁倒塌，房顶也不会塌下来。这是靠木材的支撑，才有这样的力量。据白石老人说，他们那里管叫“粗木作”或者“大器作”。而相对应的“小器作”，才有雕花和制作木工艺的机会。白石老人再次改行，当起了雕花匠的时候。

公元1882年，阳光再次洒落在了白石老人身上，那年他二十岁。

《芥子园画谱》，这是一部乾隆年间的刻本，虽然少了一册，却是白石老人得到的最有价值的书籍。在他离开蒙馆的十几年的时间里，他也曾熟读《唐诗三百首》，也曾为了识字再读《论语》。可是，那离他心目里朦胧中想学的东西，还有距离。这会，他欣喜的程度难以表达。

白石老人仍然是个普通人，他还没有当大画家的野心，也没有成为一代巨匠的宏图。他想将自己的手艺锻炼得高超一些，有更多的主顾找他，他有更多的收益，以贴补家用，这是他用了相当长的时间复制《芥子园画谱》的动力。

白石老人是个奇迹，在中国历史上的大画家里，像他这样，从一个手艺人走上画坛的，本来就不多见。而从一个世代为农的家庭里，去当一个画家，也是不多见的。鲤鱼跳龙门，这是底层的人都想过的。鲤鱼跳龙门有许多途径，走得最通顺的，就是念书，考取功名。说得简单一点，就是当官做老爷，过上好的生活不说，光宗耀祖才是目的。或者诗书之家，所谓“忠厚传家久，诗书继世长”，能够将那已经建立的殷实之家，传承下去。

平地起惊雷，在古代不能说没有，用凤毛麟角来形容更为贴谱。民间就流行一种说法，“朝里有人好做官”。我在读《白石老人自述》那本书的时候，就着意寻找白石老人也要考取功名的蛛丝马迹。可是，你永远也找不到。那是个不偏远却落后的山区，那是个从来也不曾出过官僚的家庭。社会底层的人，有时候会更实际些，糊上嘴似乎比光宗耀祖重要多了。虽然古代书籍上常常说“将相本无种，明朝到我家”，那不过是忿忿不平的说说而已。

在中国传统文化里，读书做官永远是让人羡慕的。民间的所谓“出息”，没有比当大官受人仰慕的了。所以，李白要攀爬，杜甫也要往上够；聪明睿智如苏轼、欧阳修者，也不肯在民间，尽管官场血腥味十足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在这条路上的追寻者绵延不断。你若是留心查考，他们的祖上都是有来历的，别人不说，就苏轼的祖上苏味道，也是武则天时候摸棱两可的宰相。白石老人的祖上，是太普通的农民，这是他的大不幸，或许，也是他的大幸运。

复制《芥子园画谱》，这是他通向辉煌的端点。

 

四

 

大清同治二年，岁在癸亥，属猪。这年的阴历十一月二十二日，一个有世界影响的人物出生了，按照国际惯例，我们最好还是管这个日期叫作公元1864年1月1日比较妥当。这年虽然还有猪和鼠相交接的月份，但大部分月份都是老鼠占据着。而同治二年的猪年，却是1863年，这都是阴历和阳历不能完全吻合造成的麻烦。我就觉得，东西方永远都会有差异，就这阴历和阳历，是永久的不能契合。我常常感到东西方之间业已存在的隔阂，是无法用交流接轨所能左右。

这说法不单不合时宜，也挺幼稚，我何尝不知道呢！

我怕文章写起来枯涩，站在外行的角度说说东西方的历法，轻松一下也无妨。于是我常常又想，立春、立夏、立秋、立冬等二十四节气，是中国人永远的骄傲，而那正定这节气的，也真是圣人了。每个节气该是怎样的气候，到时候一定会到来。而农家往往根据二十四节气，确定播种时机和预算年景。我们的阴历，也往往被称之为“农历”，却与农作几乎没有什么关系。而二十四节气与农历的差距，有时候虽然让你瞠目结舌，与阳历的公元纪年却紧密相关，老师教给我们的口诀是“相差一两天”而已。更为契合的是，一个人生日的阴历和阳历月日相会一次要19年。无论阳历还是阴历，里面藏着无限的玄机。公元自然有公元的道理，阴历也自有它的科学依据，不是我们外行能够明了的。我就又想，东西方固有文化上的不合，也还有不谋而合。

东西方不谋而合地将大师的待遇给了白石老人。

而白石老人生日阴历与阳历第四次出现相一致，已经是望60了。

按照我们中国人传统的习惯，这个年纪该认帐了。家庭、身体、职位、艺术高低，是怎么样，就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变了，所以要认帐。我见过许多人，50岁以后就不再努力，认为那是徒劳的。有了一些小成绩，也洋洋自得起来，有了芝麻绿豆的小官职，也摇摇晃晃迈着四方步，一副志得意满的德行，让人生厌；还有人家庭早就瘫痪，这时候也不得不装出幸福美满的模样，牵着老手冒充青年；还有人不过腰酸腿疼，或者心跳快血压高，便以心脏病自居，大养特养起来，医院当成疗养院，吃东西生怕少，吃点喝点是落头，死了也带不进棺材。白石老人这时候也真的是白石老人了，可是他在这把年纪，却再次离开家乡，定居北京。这当然有兵匪之患的逼迫，但更多的是为了艺术上的长进。

自从20岁临摹《芥子园画谱》，到他定居北京，近40年的时间，他曾游历了不算多的几个地方，也认识了不算太多的几个人。让我窃喜的是，终于看到了他与仕途有关的信息。其实，我对文人奔个仕途，有时候也理解。我没有想看白石老人笑话的心理，可是，气质如齐白石者，看他如何在官场上混，也算是了却好奇心罢了。清高如吴昌硕者，也还做过县尉。不过，他们是难以在官场混下去的。一个月，打了一眼井，就辞职不干了。为此，任伯年还画了一幅画，题为《酸寒尉》。

白石老人说过，“一般势利的官场中人，我是不愿和他们接近的。”这是他最直截了当说官场的话。白石老人四十岁左右，曾经到过北京。这之前，他的朋友曾经要推举他到宫廷，他对见老佛爷没有兴趣，也不想去当内廷供奉，听说这位好心的朋友要来京，他就望风而逃。白石老人那时候不想进宫当差，也没有要当大画家的奢望。他的心里，想挣上两三千两银子，够一辈子过活就满意了。正好这时候，他的另一位朋友要给他捐个县丞。他对朋友说：“我哪里会做官……我如果真的到官场里去混，那我简直是受罪死了。”

到官场去也不去的话题，从此绝迹。

他非常幸运地躲过了这好心的一劫难，作为艺术家，没有去趟官场那塘混水。有多少富有才华的艺术家经不起诱惑，在官场上摸爬滚打，弄得头破血流；有多少诗人墨客，误入白虎堂，从此销声匿迹，最后家破人亡，或者再也拿不起笔墨；又有多少学者，为了官场的需要，舍弃了本行而敲起了惊堂木，使得我们失去了更多的专家。我们惋叹中国文化的付面给文化带来的种种歧途，同时也感叹，毕竟还有个人是意志薄弱还是坚定的分野。

什么是手艺人，什么是艺人，什么是艺术家，而什么是纯粹的艺术家。齐白石告诉了我们，他要当的，就是纯粹的艺术家。

白石老人离开家乡，到北京定居，父母双亲都80岁了。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，也难以顾及了。这时候离开父母，有不孝之嫌疑。好在他十几岁娶的童养媳，这时候也近60岁了，在家照顾公婆，使得白石老人十分酸楚地离开了家乡。而这时候的白石老人，也的确是老人了。我们得提到他的原配夫人，她叫陈春君，一位了不起的女性。据白石老人说，他离开家的时候，正值梨花盛开，花瓣即将纷纷撒落，而他自己，也觉得那梨花替人洒泪。

白石老人的幸运还不止躲过好心的劫难一端，也躲过了兵匪的浩劫。更为幸运的是，他遇到的女人，都是富有中国特色的女人，贤惠而通大道。祖母，母亲，原配妻子，为相夫教子的典范。我们也在各种作品中看到关于女人的刁蛮、任性、败家，而这种女人往往要让小老婆唱主角，古人所说的妾，文明一点说叫作继室。然而，宋庆龄却是国母的典范，宋美龄也与夫公度过了风风雨雨，赵一荻以秘书身份陪伴着被软禁的少帅度过了近一个世纪。她们使得她们的男人有了靠山，后院固若金汤，条理分明。白石老人的继室胡宝珠，当时18岁，比老人小了快40岁。谁也不会想到，白石老人的继室竟是他原配陈春君给他选好送到北京的。这种配置让白石老人的内部生活无忧，他可以将精力全部投入到艺术之中了。他在多年以后，还十分动情地感谢陈春君，也十分动情地感谢胡宝珠，像是在感谢外人。

 

五

 

别委屈了自己的天才——我觉得这是所有大师必备的素质。在我们这个越来越喧嚣的时代，在我们这个官本位的国度里，体验被瞧不起，被永远当木匠对待，那会激励一个超凡的人。他会感到自己的失落，把这失落与高傲，熔铸在世间的更高的坐标之上，展示一个大师的风骨与生命的体验。

白石老人有一首诗，其中前两句说：“青藤雪个远凡胎，老缶衰年别有才。”他极度赞扬徐渭、朱耷、吴昌硕，是就绘画而言的。非常巧合的是，这三位都是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位置的书法家。青藤徐渭的书法被称之为“卓然鹤立”，在明末委顿的书坛，让人为之一惊，受到后世的礼遇；八大山人雪个朱耷的书法，清癯超然，让世俗的喧嚣和波澜壮阔归于宁静悠远；老缶吴昌硕的书法，一副粗头乱服的形态，以石鼓为其书学的基石，奠定了在书法史上位置。

白石老人也曾临摹《爨龙颜碑》，据他自己说，一直到老年还在用功。可贵处在于，我们在他的书法中，包括其绘画的题跋书迹，找不到任何《爨龙颜碑》的痕迹。我们常常说遗貌取神，然而，形似最是临摹难以弃除的痼疾。在古代经典书家中，有前代经典书家的笔意与形态，实在是不被声讨的美德，所谓笔笔有来历，合乎于古法。

遗貌难，取神也不易。然则，这神又是什么！神韵、神采、风神，还是精神。如果就个案而言，白石老人的学古，则是取其创造性精神与笔力。两爨碑历来被重视，自从康南海奉为冠冕上的宝珠以来，就没有断了继承的香火。那所谓的传人，又有几个可以称为书法大家的。两爨碑不拘泥于书法之法的准则，笔画形态乖于已经成为经典的汉字艺术造型，舍弃了温润、中正、匀称等法书特有的美学规范。而其笔力之沉厚，建构的另一种内在的、不平衡中所达到的平衡的韵律，则是古典书法中所少见。用这样的思路看待白石老人的书法，与其真实状态就相去不远了。

中国经典法书，对于后世书家来说，什么最为重要？是晋之韵，唐之法，还是宋之意。“学书在法，而其妙在人”，书法得有法，有体。展神韵、“尚意”书风都曾经领风骚书坛。在诸多的因素中，有法，有体，有宗可寻，似乎是没有争议的法则。意与韵，则略显空泛，又难以有可操作性的标准与尺度。中国经典书法，那写书家，无不是学书之理而开辟了新的天地，后人临摹，则在笔力。如果“书理”品格高耸，再继之以强劲的笔力，其书不成为高端之作，天理难容了。

白石老人的书法，最有气度的是其《与鹤同仙》那幅篆书对联；最有吴昌硕款识书法之理的，可以在《秋水鸬鹚图》的题跋中找到根据。而《白石诗草》中，楷行并妙，尤其楷书，更见笔力，又躲避了排算之讥。他是书法给我们这样的启示：学书之理大于学书之法。

白石老人定居北京到他仙逝，约略三十年。如果我们硬性以他定居北京划分的话，之前，白石老人还是个艺人，是个有匠气的艺术家；之后，则是一代大师最后的超越。

公元1937年，不用说，这是中国人最不能忘记的耻辱年，日本人之蛇吞象的野心成为行动。北京沦陷，白石老人已经缓缓地向80岁方向走去。看他自己的告示：“白石老人心病复作，停止见客。”后来干脆就闭门了。我们在痛斥汉奸之卖国、颂扬拿起刀枪的勇士的同时，又何尝不敬佩这位既坚决不当准汉奸，也没有拿刀枪当勇士的老人呢？

停止卖画，饿死你们也不要管我。一位老人，一位白发老人，在敌伪猖獗的波涛之中心地带，建造了自己的心海和江渚，冷眼惯看斗转星移。他坚信，侵略者终究得离开这片土地。闭门不出的白石老人，并没有停止创作，而这创作，再也没有赚钱的要求，只是完成他再次在艺术涅槃。

他从《芥子园画谱》起步，遍学青藤、八大、老缶等情趣相近的大家，也不薄成就可信无名者。然而，白石老人之所以成为一代大师，更为重要的是其生命的体验的质量。他不肯将自己的年华糟践，去应酬那写虚假的现实。感恩自然，那些赋予生命情趣的微小动物，是对人的恩泽，写取生活中万物的血脉与魂魄，让那些平常的鱼虫成为人世间的精灵，才是造就一代大师的根本所在，不独绘画，书法也是如此，师法于哪一家，则是无关宏旨了。